在“學習強國”中學習，遇到司馬光的《諫院題名記》一文，眼前一亮。在此之前，曾在《古文觀止》中讀過這篇不到200字的短文。正聲勁氣、忠讜切深的司馬光曾在仁宗、英宗兩朝擔任北宋諫官5年(1061年～1065年)，《諫院題名記》作于仁宗嘉祐八年(1063年)，正是他在諫官的任上。文章敘述了諫官的來歷，闡明了諫官的責任和應當具備的品德，告誡諫官要謹慎忠誠、恪盡職守，同時也體現(xiàn)了作者敢于直諫、不為身謀的品質。文章雖短，但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，因為此文的誕生并刻碑于諫院，見證了北宋中央監(jiān)察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——諫院的設立。
北宋諫院的設立
以忠言對君王進行勸諫，在我國歷史悠久，也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政治傳統(tǒng)?！对娊?jīng)》中就有不少勸諫的詩篇，堯設諫鼓、舜立謗木，中學語文課本上的《召公諫厲王弭謗》《觸龍說趙太后》《鄒忌諷齊王納諫》等，都是體現(xiàn)古代勸諫文化的佳話。歷史上把國家治理得不錯的有為國君、帝王，如齊桓公、齊威王、漢高祖、漢文帝、漢章帝、唐太宗、唐宣宗、宋仁宗等，都可謂從諫如流的明君;先秦時期的關龍逄、比干、彭咸、史魚、晏嬰、鄒忌、觸龍、屈原，十六國時期漢國的陳元達，唐代的魏徵，宋代的范仲淹、包拯、余靖、歐陽修、王素、蔡襄、唐介、陳公輔，明代的海瑞等也都是以直言勸諫而青史留名的諫臣。
因為進諫、納諫對國家和社會治理很重要，所以專門負責規(guī)諫君主過失并使其改正的諫官在先秦時期就出現(xiàn)了，如春秋時期齊桓公設立的“大諫”之官等。后來諫官越來越受朝廷重視，于是設立專掌議論的諫議大夫一職，歷代王朝大多沿襲。因為封建王朝對國家監(jiān)察事務的重視，相應地，作為國家監(jiān)察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諫官制度也逐步確立并得到了發(fā)展。到了北宋，作為獨立的中央監(jiān)察機關，專門的諫官機構——諫院，也在都城東京誕生了。
北宋立國后，沿襲唐制，設諫官左、右補闕和左、右拾遺，隸屬于中書省、門下省。端拱元年(988年)，太宗開始對諫官進行改革，把左、右補闕改為左、右司諫，左、右拾遺改為左、右正言，并令他們修其職。天禧元年(1017年)真宗下詔，在中書、門下兩省設置諫官六員，其中左、右諫議大夫二人，左、右司諫二人，左、右正言二人，增加月俸，專司諫職，不兼他職，且3年內(nèi)不得差出，3年后不勝任者罷黜。自此諫官的勢力逐漸增強。
至于諫官們的辦事機關諫院，也是沿襲唐制。有史料記載，北宋諫院在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就已存在，在真宗天禧元年(1017年)之前已獨立于中書、門下兩省之外。但是《續(xù)資治通鑒長編》是這樣記載的：明道元年(1032年)，“以門下省為諫院，徙舊省于右掖門之西。先朝雖除諫官而未嘗置院，及陳執(zhí)中為諫官，屢請之，置諫院自此始”。這個記載又告訴我們，作為獨立的中央官署，北宋諫院于明道元年(1032年)在門下省原址設立辦公地址，而門下省搬至右掖門之西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根據(jù)這個記載，再結合《東京夢華錄》的記載，來研究一下北宋諫院在今天開封的大致位置。
至于史料中提到的陳執(zhí)中其人，字昭譽，北宋名相陳恕之子，官至宰相，《宋史》有傳，電視連續(xù)劇《清平樂》中也有其藝術形象。史載他為官清廉，官員不敢因私事而請托他幫忙，各地拜訪或送禮的人也不曾登門。
起初，北宋諫院設知諫院、同知諫院各一人，左、右司諫各一人，左、右正言各一人，一共六員，實際上一般為二人至四人。神宗元豐改制后，諫院被廢，諫官以八員為定制，分屬門下、中書兩省，其中諫職之長為左、右散騎常侍，因永不授職，實際以左、右諫議大夫為重，其下有左、右司諫和左、右正言，共六員。高宗建炎三年(1129年)，諫院復設。自此，諫院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而存在直至南宋滅亡。
北宋諫官的職能
崇寧五年(1106年)進士、宋代名臣李光曾說，諫官“專論人主過失”“人非堯舜，誰能無過，賴諫臣以正救耳”。自古以來，真正的諫官都是“專利國家，而不為身謀”(司馬光《諫院題名記》)，他們首先就是沖著國君、皇帝來說話的，其主要職能就是對君主直言極諫，議論政事，規(guī)諫諷諭，指陳朝政缺失，勸其改正錯誤，維護長治久安。因此，只要對江山社稷認真負責且有雅量、善于納諫的君主沒有不重視諫官作用的。何況，北宋自立國以來，就有一條重要的“祖宗家法”，即宋太祖的“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”，因此北宋諫官諫諍皇帝的職能得到更加重視，仁宗朝以后諫官的職能比前代更為廣泛。
明道年間，仁宗欲廢郭皇后，諫官孫祖德等人與御史一起聯(lián)合諫諍仁宗，御史中丞孔道輔等人還說“后無過，不可廢”;慶歷年間，諫官王素規(guī)諫仁宗，不應當接受大將王德用進獻的美女;皇祐年間，外戚張堯佐除三司使，諫官包拯諫諍仁宗說“不可以任以政事”;治平年間，英宗要追封死去的父親為“皇考”，諫官傅堯俞等人諫諍反對。
“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”的范仲淹，不在諫官之位時就多次進諫。擔任右司諫一職后，仁宗欲立楊太妃為皇太后，參與軍國大事，他認為頻立太后，有皇帝不能親政之嫌。仁宗采納，罷黜太后冊名。
包拯知諫院后，向仁宗遞上唐代魏徵的三條奏疏，希望他放在座位右側作為借鑒。又上言仁宗要明聽納、辨朋黨、惜人才，不要先入為主;要去刻薄、抑僥幸、正刑明禁、戒興作、禁妖妄。朝廷多施行之。
同樣，以敢于進諫而知名的司馬光擔任諫官后曾作詩明志：“秋水浮槎客，漂如一葉輕。鷗群雖仗信，鯨口幾忘生。”他上任后先后上仁宗《陳三德上殿札子》《言御臣上殿札子》等，提醒仁宗要做到“仁、明、武”三德兼?zhèn)?，實現(xiàn)國家大治要處理好任官、信賞、必罰三件大事等。仁宗朝時期，北宋諫官制度達到了鼎盛。
不僅如此，與前朝相比，北宋乃至南宋諫官的職權還有所擴大，他們可以彈劾宰相及百官，正如諫官王覿所說：“諫官職事，凡執(zhí)政過舉、政行差謬，皆得彈奏。”天禧元年(1017年)真宗下詔，允許諫官論奏“百官涉私”。正是因為有了這道詔令，到了仁宗朝，諫官彈劾百官的現(xiàn)象日益增多。寶元元年(1038年)，諫官韓琦彈奏宰相王隨等四人，四人同日被罷官;慶歷三年(1043年)，諫官蔡襄彈奏呂夷簡“謀身忘公，養(yǎng)成天下之患”，呂夷簡被迫請求罷去軍國大事;諫官余靖諫夏竦奸邪，王舉正不才，狄青獨守渭州恐敗邊事;諫官范鎮(zhèn)彈奏陳執(zhí)中沒有學問，非宰相之器;包拯在諫院兩年，多次論斥因權貴而得寵的大臣。
北宋乃至南宋，諫官還能參議朝政，是國家大計的參議者，在皇子的冊立、人事的議論、軍事政策的制定、官員的舉薦、臣民奏章的受理等事務中，均有諫官的聲音。太平興國九年(984年)，太宗設登聞院，令諫官一員判院;景德四年(1007年)，真宗又改登聞院為登聞鼓院，由司諫、正言負責，“掌諸上書而進之，以達萬人之情”。元豐改制后，除登聞鼓院外，又設登聞檢院，由諫議大夫負責。文武官員及士民上書言事或申述冤情，先到登聞鼓院呈遞事狀，若不受理，再報告登聞檢院。
正是由于諫官的職能如此重要，北宋諫官的選任和升遷就十分重要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。諫官的選任方式有皇帝親擢和臣僚舉薦兩種，宰相等重臣不得干預，例如著名的“慶歷四諫”歐陽修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就是仁宗親擢的。至于臣僚舉薦，開始由朝廷下詔，然后由皇帝選擇任命，諫官與宰相等重臣無直接隸屬關系，但到北宋后期有所變化。
天圣元年(1023年)、元祐三年(1088年)，朝廷還先后頒布有關諫官資格、諫官資序的法令，同時更加重視諫官的文化修養(yǎng)和道德標準。如景祐三年(1036年)，歐陽修寫下著名的《與高司諫書》，駁斥諫官高若訥對范仲淹的詆毀誣蔑，鞭撻他趨炎附勢的卑劣行徑，痛斥他“身惜官位，懼饑寒而顧利祿”，以至“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”。
北宋乃至南宋的監(jiān)察制度還有一個顯著的特色，那就是臺諫合一。本來，御史(其辦公機構為御史臺)負責彈劾、諫官負責諷諫，這是其傳統(tǒng)職能，在宋代以前二者是截然分開的，其職責和范圍有嚴格區(qū)別。然而到了宋代，由于二者的職權擴大并相互滲透，諫官可以監(jiān)察宰相百官，而御史又兼掌諫諍議論，其結果就形成了臺諫合一之勢，諫院和御史臺也就合稱“臺諫”，其意義非同一般。
總之，自北宋始，諫院與御史臺作為國家最高監(jiān)察機構，其存在標志著宋代監(jiān)察制度的完善，在我國古代監(jiān)察制度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地位，對元明清的中央監(jiān)察制度也產(chǎn)生了重大影響。
